一两年来，高科技企业被大家所特别关注。而人们谈论高科技产业时，联想、方正、同方是出现频率较多的几个企业。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几家企业一个共同点是它们背后都有坚实的“靠山”：联想背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方正背后是北京大学，而同方的背后是清华大学。在全球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大学与科研机构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一书，对大学－产业界－政府三者的关系作了理论阐述和案例剖析，给人带来不少启示。该书是根据199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次研讨会的论文整理而成的。作者包括来自欧美各国的相关学者。在以往，大学的存在价值主要由其学术成就来衡量。学术界的成员几乎只有一种途径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那就是科学共同体对自己的承认。在共同体内部，对职位的竞争、对新研究的资助的竞争，以及通过发表论文获得优先权和科学声望等等机制，构成了一组选择标准，决定成员在共同体中的地位。
但是，近年来纯粹科学共同体内的学术评价机制正让位于一种讲求实用的氛围。一个研究团体自筹资金的能力，不仅是衡量其社会效益的标尺，而且也是评估其学术地位的准绳。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使研究工作越来越依靠资金的投入。虽然在许多国家，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资金支持有所增长，但仍无法满足需要。另外，私营部门提供的高额报酬，使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挽留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甚为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而《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中的观点（该书是一本论文集，各章节由不同学者撰写，自然存在不同观点）多数倾向于：与经济发生更密切的联系。由于学术界的支持来自纳税人，因此他们有权知道，他们的付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最好的回报自然是，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业机会的增多等等。一位作者写道：“全世界的大学似乎都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自己靠自己！”这意味着，大学必须与产业界和政府直接联系起来，献出实用知识和生产新知识的能力，用它们取得收益，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实验室，雇佣年轻人，并增加工资。
毫无疑问，上面这种观点，接近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在许多人眼中，大学的作用绝不能如此急功近利，除了科研之外，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要努力实施一定的社会批判功能，再不能听凭工具理性侵蚀一切。
不过，这种以投入－产出逻辑来分析一切事物的观点，的确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这种观点的存在也表明，纯粹学术的、与实际利益相隔太远的研究项目的存在价值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人文学科的存在自然也受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质疑也许尤为突出。比如，在拉丁美洲，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建议将资金支持的重点放在社会政策上。这常常被解释为：“资金多给学校，少给大学。”当地的人们似乎对第三阶段的教育缺乏兴趣。这可能是因为“知识的国际分工”之类观点在起作用，即认为外围国家在创造知识方面白费力气是不明智的。
近年来，我国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界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一些以大学为支撑的高科技公司的上市、大学和整个科学院的机构调整以及国家科技政策的变动，都处于这样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而对此作出分析研究的论文，仍然很少。也许，人们能从《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一书得到启发和帮助。
（《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美］亨利·埃兹科维兹、［荷］劳埃特·雷德斯多夫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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